50年代初期，“三自运动”将镇反中的控诉会、批斗会引入教会，成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付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练。

尽管周恩来的三次胁迫，要求基督教展开自我批评，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吴耀宗等现代派领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动。于是周恩来授意由郭沫若（时任副总理）出场，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作《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政务院随即制定了相关条例。郭沫若在报告中称，“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并对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授意的三自运动，欲盖弥彰地声称，“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十几天后，吴耀宗率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政务院的方针，欢迎政府进驻教会。当局开始直接插手教会，短短两个月内，全国19所基督教大专院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会，从此被赶出了主流社会。《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宣布“教会学校”这个名词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1951年4月16日，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宗教事务局前身）在北京召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各宗派、团体代表，包括与美国差会并无任何关系的独立教派领袖，如聚会处的倪柝声，山东“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压力下出席政务院的会议。受邀请的教会领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给政务院回信，声称“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因此恕不参加。

吴耀宗在这次会上，就8个月以来的三自革新运动向政务院作了汇报，表示三自宣言的签名者已达全国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会的讲台已开始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会已悬挂了国旗和领袖画像，并组织信徒上街，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然后他说，当然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很多人的签名“仅是为了敷衍”。

但陆定一代表政务院作主要讲话，传达中共更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他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他提出三个强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须向他们中间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开一场斗争，第二，基督徒必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三自宣言的签名还要继续扩大。

在当局胁迫和“不信派”领袖的组织下，这154人在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地、全部地切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评论说，这意味着对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彻底否认，从此教会的信仰“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周围汇集起来”，而不再与“足够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相关。《宣言》进一步提出，教会要“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并在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运动”。

从此，一场二千年基督教会史上罕见的卖主卖友的检举和控诉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让基督徒学习如何控诉自己的弟兄，会议特别举行了两天“控诉大会”。18位与会代表粉墨登场，从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起，从西方传教士一直控诉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将这些在中共面前控诉弟兄的部分基督徒领袖列举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
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诉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毕范宇）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前任总干事骆爱华）
中华卫理公会的江长川（控诉其同工陈文渊）
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前任总干事梁小切）
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控诉该会云南主教朱友渔）
此外，陈崇桂带头作《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发言，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骂起。但身为神学院院长，竟漏洞百出，胡编乱造。譬如说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但马礼逊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实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中英谈判中担任过翻译。最触目惊心的控诉者，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地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

一个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诉大会后，产生了一个假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他在后来成为三自机关刊物的《天风》上发表感想，说“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代表们回去各地，传达大会精神。三自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中号召基督徒们“可以先在每个教堂内举行控诉会，然后举行全城教会的控诉大会”。并告诫各地教会要开会控诉会，就要“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与协助”。筹委会说，要“注意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才能开好控诉会，并要把控诉词记录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王明道坚决反对控诉会，认为与圣经“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有违。他说，对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进行，而不是通过控诉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吴耀宗反驳说，“控诉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他解释《马太福音》第廿三章，说“这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筹备会成立短短两个月，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到了年底，123个城市的教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控诉会228次。因为王明道的影响力，北京的控诉大会效果不好。于是“三自”在它的发源地上海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竟有基督徒一万余人参加。吴耀宗在会上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吴耀宗接着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豢养的一批所谓教会领袖”。点了十余名本土传道人的名字。控诉大会结束前，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碍，一些牧师甚至站出来分享控诉中的“属灵快乐”，如崔宪详在大会上详细描述自己在控诉的前一夜如何因内心挣扎不能入睡，但经过“思想斗争的痛苦”，他终于得到了“事后的快乐”。崔宪详表示，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号召他领导的中华基督教会2，000余所教堂的负责人，推行这样的爱国控诉大会。当选为三自筹委会秘书长的刘良模，甚至极其无耻地宣称，控诉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筹委会还将控诉运动的成绩，列为一个教会或团体建立三自分会的条件。甚至一个教会必须控诉最少4名会友，才能向政府申请免征房地产税。然而，就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一样，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释放出来，就连三自筹委会这个魔鬼的代言人也无法控制控诉的浪潮。既连主都卖了，卖弟兄还有什么障碍。一些基督徒在一种绝望、恐惧和阴暗的复杂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对付撒旦，开始把控诉的烈火烧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风》上发表《我控诉帝国主义走狗杨绍唐》，杨绍唐是筹委会的常委，后任三自会副秘书长。同月南京聚会处举行控诉会，控诉领袖倪柝声的美帝阴谋活动。接着，神学家赵紫宸被控诉有亲美思想，被撤销院长职务。如果说这些被动依附的三自运动的边缘人物被打倒，筹委会仍然乐见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陈崇桂在重庆神学院的控诉大会上，意外地受到控诉，控诉者几乎全是他的学生。这一幕使三自教会领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为避风险，站出来自我检讨。如贾玉铭主动揭露自己无意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连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以撒，和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联，也在《天风》上发表《我的检讨》一文，自污其面。

与此同时，“三自筹委会”也成为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改造的试验田。从1951年11月开始，他们在教会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学习，举行第一届基督教政治学习班。他们的经验被全国政协采纳，后者在第二年初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但教会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早期推广不力，仅在北京，就有11个独立教派的代表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班，我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一年后，华东局宗教事务处处长在一次全国性基督教会议上批评“很多人学习不认真，参加秘密聚会的人越来越多”。1953年5月，筹委会要求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等人去讲道，意图迫使这11位教会领袖就范。从1953年8月起，除这11个基要派团体外，北京其他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都必须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到1952年底，控诉运动进入尾声。至此中国基督教几乎尽数投入三自的势力范围，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门徒，转入地下的秘密聚会。这一场三自运动，偏偏从现代派的新教徒开始，随后推行到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甚至连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牵连。共产党以基督新教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间，成功地在每一种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统的傀儡机构。

作为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认，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从此将他的咒诅临到了这个黄皮肤的族群。叫大厦倾覆，天地为之昏暗。中国人这50年来的政治灾难，不但因为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也因为中国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们的同胞受到了诅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真道的基要派基督徒，选择了与这个国家一同受难，并以自己在一个残忍时代的信仰与良心自由，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广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冲击，或为躲避苦难而选择了背弃信仰，这一选择使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更大的苦难。他们不但将耶稣基督重钉于十字架，而且将他们的基督徒弟兄、他们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将他们的全体同胞一起卖给了撒旦。

回头来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甘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让他们活在其间的那个时代。他们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里“爱自己的邻人”，为福音作美好的见证，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存心顺服、默然不语。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会要争取信仰自由，并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是悔改，为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于共产党政权，而在上帝和国人的面前认教会的罪。

但今天许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仅在基督教的内部强调其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超越性，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与整个民族这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64屠杀中所受的所有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他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分上跌倒了，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前，丧失了“光和盐”的管家职分。接着，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若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凡事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人却要为自己的本分受到审判。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跌倒，如果在1950年，中国教会中有一万个王明道、一万个吴维尊，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的发生？

尽管家庭教会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三自运动”始终是从新教而起的，加上教会的普遍性背主，这依然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国人面前的耻辱。同样也是曾为这个民族带来诅咒的一部分。以这一眼光来看教会与“三自”的关系，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不是自以为义，而是来到上帝和国人的面前，为中国的教会认罪，并为那些至今被“三自会”所辖制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儿女脱离被掳巴比伦的世代。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