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上帝所亲爱的圣约子民，平安。

上月，我和苏炳森校长一起，在北京参加“基督教教育”研讨会。我的文章，《为基督、为教会——基督教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本月将刊于《教会》杂志。再过3周就是儿童节，为“圣约归正学堂”的60万建堂奉献就到期了。基督教教育，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如诗篇119篇所说的，对那些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来说，“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求主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继续预备尚缺的14万。

下面是我长文中的一段，先与大家分享：

文化的涵义，包括了对上帝的侍奉。生养与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对上帝的敬拜过程。换言之，文化使命意味着，一切文化在本质上也是宗教性的。文化使命的实质就是用敬拜来定义和更新文化，所以教育（内容及方式）必须成为一个敬拜的过程，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如果不是一个敬拜和侍奉的过程，就不是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非基督教的教育，不但是非法的教育，而且是没“文化”的教育。基督教教育不仅关乎最后的“教育产品”：是否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而且，基督教教育意味着教育的全过程：是否一个学习敬拜的过程。知识必须转向爱，学问必须指向敬拜，只有当教育本身被视为并不断成为一个敬拜的过程，教育才能被视为文化使命的一部分。

而敬拜的前提是分别为圣。文化就是同化，你不被它同化，它就被你同化。文化的使命就是同化与反同化的使命。我并不否定以宣教导向和社会功能来定义的某种基督化教育，但我更强调的是，如果基督教教育首先不是对圣约子民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教育，教会就不可能真正拥有对社会的的同化能力，而最终将被世界的学问所同化。

当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泊。他们夜里有火柱，白日有云柱，每天起来拔营，晚上又扎寨。一个月的路程，走了四十年。那么他们每天行路，岂不是毫无果效？然而，走路的意义不是走路，而是训练。以色列的整个漂泊过程，用今天流行的教育概念说，就是“封闭式教育”。某种形式的封闭式教育，总是最能塑造与众不同的受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因此在重进异教世界之前，上帝对浸泡在埃及文化中长达四百年的圣约子民，进行了四十年的封闭式教育。申命记6章的教育大宪章，就像在这一封闭式教育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今天，全日制的基督教教育的衰落，正是对这一封闭式教育模式的离弃。

耶利米书29章亦记载，被掳的以色列人不愿也不敢进入巴比伦，耶利米写信给他们，奉耶和华的命令，要他们进入巴比伦，并在其中“建造房屋”，住在其间，而且要“生儿养女”，又使儿子娶妻，女儿嫁人，使圣约群体“不致减少”。原文的“生儿养女”是一个词，指“后裔”，即旧约常说“树木所发出来的枝子”，中文有一个很传神的翻译，叫“苗裔”，意思是物品的某一“部分”或群体的个别“成员”。换言之，耶和华赋予被掳之百姓的使命，不是家庭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是生养教会的成员，使选民群体保持她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上帝的子民散落在异教文明中的第一个教育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不至减少”，生养教会的成员，使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四部福音书和摩西五经），从小与世界分别为圣；第二个目标才是社会性的，即“为这城求平安”（耶29:7）。

换言之，一旦教会进入异教文化，福音散播于万国，基督教教育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保本”，叫你们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作为告诉后代，并叫他们的子孙也可以起来告诉他们的后代（诗78：1-8）。第二个目标才是祝福。虽然这两个目标在国度的扩展中并非泾渭分明，但这一区分对我们认识基督教教育仍有重要的提醒。

中文的“师父”一词，浓缩了中国传统“以师为父”的教育观。“师父”一词意味着，教育的实质，就是为儿女找一位父亲。教育意味着将亲生的子女委托给“属灵的父母”。这是合乎圣经的教育观，与现代教育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的假象，也大相径庭。传统时代的教育，因为没有国家的介入，肉身的父母直接将儿女托付给属灵的父母。“以师为父”是非常直观的。但近200年来，形成了国家主义的世俗宗教，公立教育的“宗教性”目的变成了“培养国家的接班人”。于是，以师为父的传统就消失了。教育的国家化，使我们将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去时，很难意识到我们是为儿女找了一群不信上帝的人来作父母。

我们需要反思中国教会史上，过于注重宣教导向和社会功能，而缺乏对圣约子民的教育的基督教教育观。失去了圣约社会的观念，基督教教育或许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仍然可以被视为“为基督”的教育，但却无法再被描绘为一种“为教会”的教育。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很多基督徒对这种“基督教教育”的渴望，与世俗社会对教育的追求仍然是高度一致的。如果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变成了一种主要是为让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出国、能逃离这个社会体制的教育方式，那么这与当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教育突围也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很可悲地说，如果基督教教育不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不是以福音和圣经世界观来塑造圣约后代，回应和更新汉语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就连那些已超过一千间的儒家学堂、私塾都不如了。因为儒家学堂的毕业生，更不可能与国外高等教育体制接轨，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反而有更高的“委身度”。

青年周恩来，曾说过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句足以代表20世纪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名言。那么，让我把这句话和哈佛的校训相结合，来表达基督教教育的异象：“为基督之教会而读书”，或者，“为教会之复兴而读书”。凡不以此为目的的基督教教育，就仍然是带着基督教信仰内容的世俗化教育和私有化教育而已。教会若不是为着培养“为基督之教会而读书”的人，教会就不应过于耗费神国资源，去支持为个人、为家庭而读书的普通教育。

愿和你们一起为教会而读书的仆人王怡，20130510